2010年7月的一天，第一财经记者亲历了一场对话。这是一次世界最高海拔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对话——从海拔5588米的雪山之巅，到海拔4200米的雪宝顶大本营，5名登山者与国内外13所高校的23名大学生，通过对讲机共同探讨环保之策。
此时的雪宝顶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洁白纯净。与第一财经记者多次见到的珠穆朗玛峰不同，雪宝顶上的冰川面积并不大，冰川下部已成块成块地断裂，山腰和山脚多是碎石坡。站在大本营，肉眼就可以看到雪山之巅裸露的黑褐色岩石。
在最近十年中，类似的雪宝顶对话无时无刻不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着。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环保意识觉醒的最显著标志，进而推动的是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
2018年4月16日，生态环境部揭牌成立。摄影/章轲
环保人觉醒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虽然环境污染并不重，但生态已遭受到严重破坏。
历经“大跃进”、十年动乱等震荡，大量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不重视污染控制，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影响到国人的身心健康。
“那个时候，衬衫穿不了一天就黑了。好像没有哪一座城市不是黑乎乎的。工厂的烟囱肆意地吐着五颜六色浓烟，喷着黑烟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从工厂排出的黑臭污水直接流进河里。人们对此司空见惯。”一位环保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而在当时，许多人仍然盲目地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
1972年，中国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的几年，第一批“环保人”开始觉醒，意识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峻性。
曲格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不仅是一个大气污染，还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大。”曲格平说。
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也承认，“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从无到有，环境保护工作开始逐步开展。”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
1978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上大学时，中国只有《宪法》《刑法》《婚姻法》等不到十部法律，但却有《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好奇于法律为什么要‘试行’，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两个字去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吕忠梅说。
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吕忠梅见证了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不平凡历程：环境立法从一部“试行”法到今天的37部法律，环境管理机构从1982年的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局到现在的生态环境部，环保法庭从2007年的一个到如今的1200多个……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曹明德将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工业欠发达，环境污染问题尚不显著；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2012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迅猛，环境污染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之后呈日益严峻态势；第三阶段为2013年至今，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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